• <label id="r3mro"><object id="r3mro"></object></label>
        首頁 / 社科成果 / 成果簡介
        新文學的先驅——歐化白話文在近代的發生、演變和影響
        發布時間:2013/3/19 12:29:47    點擊量:25754
      •  

        一、該項目研究的目的意義
            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要梳理近代歐化白話文的存在,追問它們是如何發生的?經歷了怎樣的演變?發生過什么影響?近代歐化白話的語言主要特點是什么?它是在何種目的之下在《圣經》的翻譯行動中誕生的?近代歐化白話的產生對中國的語言轉型和社會文化轉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便是本書寫作的緣起。
            二、成果的主要內容和觀點:
            我們的文學史一直認為:新文學是五四時期方才誕生的,現代漢語也是五四時期問世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五四新文學新就新在運用現代漢語。它是五四一代作家運用現代漢語創作的新型文學作品,正是這樣一批新文學作品奠定了現代漢語的地位。按照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說法,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學,走的是言文分離的道路,五四白話文運動,才確立了“言文一致”的狀態。這幾乎已經是常識了。這種說法是五四新文學家胡適等人提出,后來被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所認同,現在為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漢語教材所使用的敘述。
            但是,這種文學史漢語史敘述有一個重要的疏忽,它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語言現象:在任何社會,一種書面語言的轉換都需要整個社會的響應與支持,這是需要時間的!因為語言是整個社會交流的工具,它不大可能只由少數人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支配決定。尤其是書面語言。如果按照五四新文學家對歷史的敘述,五四新文學靠著這么幾個作家振臂一呼,辦了這么一點雜志,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能夠轉變中國這么大一個社會,一個幾億人口民族共同體的書面語言,把原來的書面語言文言變成了白話,可以說是創造了世界語言史上的奇跡,值得人們去進一步深究,從而得出世界語言學上的新結論,改變現在語言學對語言轉換的認識。如果不是,那就很可能只是一個編織出來的神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新文學的發生和起源。
            本書運用大量歷史資料,說明和運用了彼得 伯克的語言文化學理論,用語言場域來解釋語言的轉換與社會結構轉換的關系。
            本書的意義在于它顛覆了胡適等人建立的神話,本書運用大量的材料證明:由于受到母語的影響,歐化白話文早在明末清初已經問世,進入十九世紀以后,無論是在語言還是在文學方面,它在西方傳教士的創作與翻譯中,得到全面發展,并且日趨成熟?,F代漢語和新文學形態的文學,在五四前西方傳教士的手中就已出現,它們與五四文學革命一起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本書得出的許多結論都是已有的文學史上未曾論述過的,被以往的歷史敘述所遮蔽的,從而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揭示了中國書面語言與文學的轉型真實狀況。
            本書分為緒論、第一章近代歐化白話文的歷史淵源,第二章近代歐化白話文的發生,第三章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漢語語言變化,第四章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漢語文學變革,第五章影響,然后是結論。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系統的論述,展示了近代文學轉型中以往被歷史敘述遮蔽的一面。
            本書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中國古代的白話文,發展到《紅樓夢》,已經很發達了,構成了完備的古白話系統;但是《紅樓夢》不是現代漢語,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差別至今語言學界還沒有做出詳細的分析。在我看來,其最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歐化”上,《紅樓夢》的白話還沒有受到“歐化”的影響,而現代漢語則是自覺的尋求“歐化”的影響。新文學的語言之所以在語法、風格、文學形式等方面和傳統白話存在重要的差別,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出于對傳統漢語表達能力的不滿足,而希望借用印歐語系語言嚴密的語法結構,來表達精密的邏輯思想和復雜的思維過程。而這一點,恰恰是古白話所無力承擔的。傅斯年就此說得很清楚,他要求試圖學習寫作白話文的作者“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ligree of speech)……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以此來打破古白話本身的程式,用強制性的歐化來改造漢語。雖然西方傳教士在學習官話的時候盡量模仿傳統的白話,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出現歐化。魯迅對此有精辟的解釋:“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只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
            本書確定了“歐化”概念:什么叫做“歐化”?按照前人張星烺的說法:“中國與歐洲文化有形上與無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至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風俗,飲食起居,各自其數千年之歷史輾轉推演,而成今日之狀態。”“自中歐交通以來,歐洲文化逐漸敷布凍土,猶之長江黃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東流,晝夜不息,使東方固有文化,日趨式微,而代以歐洲文化。”“茲不論其高下,與夫結果之善惡,但凡歐洲人所創造,直接或間接傳來,使中國人學之,除舊布新,在將來歷史上留有紀念痕跡者,皆謂之歐化。”②具體到語言上,“歐化”就是指漢語受到歐洲語言文學、日本語言文學的影響,改變了漢語原有的表現形態。
            “歐化”涉及到語言、語言場域、文學等方面的內容,大致將包括以下的若干方面:
            一、外國語法進入白話文本。這一時期的歐化語法特色主要表現為:(1)在傳統語言習慣中可省略的主語被大量補足;(2)描寫句、判斷句中的系動詞使用頻率增加;(3)長修飾語與長句的頻繁出現;(4)被動句的進一步發展;(5)記號的歐化和聯結成分的增加。這些歐化語法特點,其共同作用是使句子結構更加完整、邏輯性更強。
            二、外國詞匯進入白話文本。大量新興詞匯被運用,這個領域是目前研究的最多的領域,海內外已有一批研究著作。
            三、外國語言習慣進入白話文本。
            四、外國表達方式,進入白話文本。
            五、外國敘述視角、外國敘述技巧進入白話文本。
            六、外國詩歌韻律、形式、意象、表現手法進入白話文本。
            七、外國文學體裁形式進入白話文本,改造了中國的文學體裁。
            八、復音詞取代單音詞,成為句子的主要敘述單元,音節、節奏發生了類似西方語言的變化。
            九、用羅馬字母拼音方式或其他字母拼音方式讀音進入漢語字詞的認知,試圖用字母取代中國傳統的文字。
            十、標點符號等西方語句表達符號進入中國語言的語句表達,文章采取分段的方式敘述。
            十一、外國的時間觀念、空間意識進入白話文本,如袁寒云所說的紀年,公元的時間觀念是“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世界意識改變了天下意識,是新的空間意識改變了傳統的空間意識。
            十二、其它:如外國的橫排的由左往右的文字排列,代替了原來中國傳統由于毛筆書寫造成的直排的由右往左的文字排列。又如:外國語音進入白話文本,如“德律風”等等直接從外語語音直譯的詞,一直到現在還有:如“杯葛”等等。還有外國語言文字直接進入白話文本,如用外語字母作為地名人名等等,這在五四新文學作品中很多。
            “歐化”“白話文”研究的就是近代時期出現了一種白話文,它們受到“歐化”影響,從傳統的白話文發生新的變異,形成一種類似于五四新文學白話文的新型白話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書面語言的變革。
            本書梳理了歐化白話文的歷史:根據本書的研究,由于傳教的需要,歐化白話文在明末清初時已經出現,只是它們還是個別的現象,還沒有全面鋪開。到嘉慶年間新教來華傳教開始,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媒介,面對的讀者對象,機器制作文本和文學的寫作方針等諸方面都與中國傳統文學不同。本書引用了大量的材料證明:大量翻譯文本引進了西方的語匯、語法、和建立了漢語拼音。西方傳教士改寫了中國古代白話,從這些改寫中可以看到語言的變異。傳教士的翻譯,更是顯示了語言的歐化出現,出現了新的說話腔調。傳教士的翻譯也改變了中國古代的詩歌形態,他們是中文自由體詩最早的作者。他們改變了中國古代的散文形態,他們用英文構思的散文直接由助手變為白話散文。他們創作和翻譯了中文最早的對話體小說,書信體小說,確立了最早的新文學形態的小說。最早的新劇是由他們排演的,他們還建立了中國最早的兒童文學。
            本書運用彼得伯克的語言場域理論,指出不同的語言形式有著不同的語言社會場域,文言文作為主要的書面語言,符合中國古代社會“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對于統治社會與文化的士大夫階層來說,文言文作為書面語言,符合士大夫的社會身份和統治需要,也適合他們的知識結構。在這樣的社會里,盡管白話文易學易懂,管理社會的士大夫階層仍然沒有必要用白話文來取代文言文作為社會的主要書面語言,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易學易懂”并不符合社會的需要,“典雅”才更加具有價值。只要這樣的社會結構不發生變化,白話文便很難取代文言文成為漢語的主要書面語言。中國近現代的情況便不同了,憑借強大西方文化的西方殖民主義沖擊暴露了中國積貧積弱的格局,亡國的危機逼迫中國不得不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建立“民族國家”。要改變傳統的古代國家,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就必須改變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社會格局,普及教育;就必須學習科學知識,學習外語,培養適合新時代的“新國民”。這也是清朝統治者“廢除科舉”的原因。這時,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士大夫階層趨于消解,典雅的文言文不再符合建立民族國家,普及教育,教育國民的需要,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再像古代士大夫那樣“十年寒窗”,花十年的學習時間,僅僅只學一樣文言文;他們需要把更多的受教育時間,投入到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外語等新型課程的學習之中,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這時的社會就需要一種易學易懂的漢語書面語言,來取代文言文,中國近現代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書面語言,其實就是中國社會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建立與古代國家不同的“民族國家”所產生的社會需要。這也是它在近代一直與“國家富強”聯系在一起的原因。它并不是文學自身發展的結果,不是因為“白話文是活文學,文言文是死文學”,文學自身自然淘汰的結果;而是社會變革所產生的社會需要帶來的結果。在書面語言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過程中,中國古代的白話無論是在語言還是在文體上,都有一些缺陷,白話文的歐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彌補了它們的缺陷,它幫助白話文精細化,文法化,邏輯化。它也在文學體裁上促進了文學對人的性格心理,對人的意識情緒等多方面的情感表達和深入發掘,擴展了文學理解人和表現人的能力。這也是歐化白話文的實力所在,它能夠戰勝古代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漢語的主要書面語言,而且一直統治到現在的原因就在這里。
            西方傳教士在文學觀念(如文學改造社會的設想,“文學救國論”的產生等等)、文學內容(如《天路歷程》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生追求等等)、文學功能(如提出烏托邦的理想社會,以之作為藍本改造社會;勸人信教,用文學改變人的思想等等)、文學形式(如漢語詩歌韻律的改變、小說形式的改變等等)、文學語言(如語言的表述出現“歐化”,受到外語表述的影響,講究“文法”和邏輯等等)、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如文學不再是反映現實,更重要的是改造現實等等);以及生產傳播方式(以機器復制文學文本,資本主義商業傳播等等)、讀者對象(以“工作者”為讀者對象等等)、教育培訓(以普通老百姓、所有國民為教育培訓的對象,為他們著想,如漢字拼音化等等)等諸方面都曾對中國語言文學的近代變革產生影響,他們所提出的設想和具體的語言文學實踐,后來大部分都匯成中國語言文學“現代化”的潮流,成為中國語言文學近代變革的主流,成為“現代漢語”區別于“古代漢語”,“新文學”區別于“舊文學”最重要的標志。它的力量遠遠超出了目前學術界對它的估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首先是由西方傳教士推動的,他們首先在外語和外國文學的啟發下,產生了我們今天稱之為“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的構想;因此我贊同周作人的說法,把他們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先驅。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首先是由西方傳教士推動的,他們的活動是五四新文學的源頭之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06年一般項目“歐化白話文在近代的發生演變和影響”成果簡介,項目負責人袁進。)
         

      • 來源:    編輯人:
        相關導讀:
      Copyright ?2001-2020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All Right Reserved
      訪問量:       滬ICP備13022180號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2147號




      拼三张下载